1932年9月，在中队长刘中寿和党员王树金的介绍下，莫兴邦在云南与广西交界处一座叫“八爱山”的地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1934年，莫兴邦所在的红军游击队编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一军团、红一团一营二连二排三班。当时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军团长林彪、红一团政委黎林、团长杨得志、营长孙继先、连长熊尚林、排长曾会明，莫兴邦被任命为班长，战士有李绍周、杨永福、王国民、汪国清、李家福、黄正清、张绍清、刘正清、孙家得、赵全忠等四人。

       1934年10月，莫兴邦参加长征，1935年1月攻打贵阳、2月份攻打黄土坡、4月份渡乌江、回遵义，接着四渡赤水，再由云南禄劝抢渡金沙江到达四川凉山，之后又参加了石明、板罗镇等战斗，最后参加了著名的抢渡大渡河战役。

       为了成功强渡大渡河，团部决定把首批抢渡任务交给一营，营长孙继先决定从二连中抽出16人，由连长熊尚林担任队长，组成17人的渡河先锋队，莫兴邦在连里是神枪手，首先被安排在河边打掩护，最后过河。过河后又接上级通知，让他们顺河而上，到泸定县盐水井、四道桥一带掩护三军团夺取泸定桥。这一战打得非常惨烈，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战斗从头天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一营伤亡惨重。

       在此次任务中，莫兴邦颈部和臀部两处受了重伤，由于失血过多，莫兴邦当时昏死过去，战友们认为他已经牺牲了，依规取走了他身上所有证件和武器，之后给他盖上了条毯子，再用树枝、树叶遮盖严实就立刻转移了，等到他醒来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为了尽快找到队伍，莫兴邦苏醒后忍着伤痛艰难的向前行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当走到盐水井时，臀部的伤口已经化脓了，幸好被老乡白洪先搭救。当时兵荒马乱，老乡把莫兴邦藏到他家后山的一个山洞里精心照料，并时常转移地点。三个月过去，莫兴邦的伤势仍未有大的好转，而形势日趋紧张。一天，白洪先老乡对他说：敌人要来清乡了，这里不安全，我送你过河吧。这样，老乡又带着他过了大渡河，走了三天后到达一个叫鸡枞凹的地方，白洪先把他托付给另一个老乡后就离开了。在第二个老乡一个多月的精心照料下，莫兴邦的伤恢复了许多，但仍未痊愈，可那里仍然很不安全，白军经常进村巡逻，于是第二个老乡又把他送到凉山小叶丹家（即与刘伯承总参谋长喝鸡血酒的彝族首领）。小叶丹听说是红军战士，非常热情，此后，在小叶丹家住了三个多月。尔后，莫兴邦身上的伤基本痊愈，在他的再三恳求下，小叶丹安排马帮送莫兴邦寻找队伍。

      半个月后，他走到了腊子口附近，一打听，那里有马步芳的部队在把守，并且盘查得很严，莫兴邦想了好多办法、试了好几次都未能通过。他只好在海子村一个老乡家住了下来，再寻找出路。一段时间后，他忍饥挨饿，返回根据地（也就是云、贵、川、黔的交界地）找“熟人”，走走停停，历时两年多仍然未找到组织和“熟人”。无奈又辗转数百里回到昆明，这时已是1940年秋天。在昆明逗留了一段时间，仍未找到组织，最后于1941年3月到达开远，并在开远乌格煤矿当了一名矿工。

       解放后，乌格煤矿收归开远电厂，电厂在乌格有一农场，莫兴邦作为电厂工人参加工作，并在乌格驻守农场，一直到1975年退休。

       莫（穆）兴邦的一生曲折离奇、平凡而伟大。

       和平时代的人们是无法理解革命战争和动乱年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的，更不能用和平年代的思维去框定那个时代人们的言行举止。莫兴邦一生经历了封建王朝、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战争、红军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以及“十年动乱”，直到他退休时“文革”尚未结束。他的经历曲折、复杂、艰辛，但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他都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927年2月，在云、贵、川、黔交界处，莫兴邦带领所属原国民党兵全班战士投奔革命时，被他的白军排长发现，排长下令危及全班战士生命时，他果断出击，击毙伪排长，保全了全班战士的生命；长征途中坚决服从命令，作战英勇、积极完成各次任务；即使是在负伤与组织离散时期，他心中装着党，历尽千辛一直在积极寻找组织，跟党走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1943年，莫兴邦在开远乌格煤矿当矿工时期，有一天，大地主万云峰的7个家丁带着武器强行到一佃户家收租，佃户暂时交不出来，他们就要强行带走佃户的女儿和年猪。莫兴邦知道后带上自己的火药枪，追到村外的林子，硬是夺回了姑娘和年猪，由于他是神枪手，家丁们都被他折服，地主家也收敛了很多，之后再也没有去找过佃户家的麻烦。

       莫兴邦身负重伤离开部队，又一直未找到原来的组织，身份一直未被证实，甚至一度被扣上“逃兵”的帽子，因此他一直过着屈辱的生活，直到退休都不敢回禾甸新兴底村老家认亲尽孝。

       “文革”结束后，莫兴邦多次书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个人情况，要求组织给予正确评判自己的经历。由于他的情况比较复杂，单位和组织上多次派人到四川凉山一带走访、核实，确认他在离队后是否做过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情。终于在1991年5月31日，得到上级“关于落实莫兴邦同志参加过红军历史问题并给予相关待遇的批复”。

       至今滇南发电总厂还存有杨得志（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部总参谋长）于1991年3月20日致滇南发电厂的“关于莫兴邦同志参加过红军历史问题证明”的回信，将他原办理的退休，更正为离休，恢复了党籍。

       正当莫兴邦身份彻底得到落实准备回祥云老家认亲时，他突感身体不适，最终于1992年1月26日辞世，儿女们也只能将他的遗体葬在他参加工作的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阿德邑村委会坡脚村的山上。

       遵照老人的遗愿，1992年冬季，儿子莫玉才、女儿莫美珍等回到祥云新兴底村与老家的亲人认了亲。2016年冬季，莫玉才和莫美珍又率领儿孙共20多人回到祥云新兴底，与几代宗亲团聚，舅舅莫玉才也与我加了微信，经常聊起我外公走过的峥嵘岁月。

       2024年10月，莫玉才与舅妈普赵英又回来了一次，他们这次回来的最终目的是完成老人的心愿——把姓氏改回来，即改“莫”为“穆”，并将之写入族谱，实现落叶归根的愿望，新兴底老家这边最终帮助他们实现了长久的期盼。我们的子孙后代，也知晓了穆氏家族中有一位早年参加革命、曾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抢渡大渡河战役的革命老前辈，老党员、老红军。

       今年“五·一”假期我特意去开远祭拜了我的外公，墓碑上如愿刻上了“显考穆公兴邦老大人墓”字样。一个离家一百多的白族儿女、革命老战士终于瞑目九泉、受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