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边境恢复了平静。1982年的退伍季，刘云拿着返乡通知书找到我和安晓明，眼圈泛红：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我得回去照顾。安晓明也叹了口气：家乡在搞经济技术发展，需要懂技术的人，我也申请决定退役了。送他们离开的那天，营区的老槐树又落了一地叶子，我们没有像当初分别时那样哽咽，只是用力地握手，重复着"常联系"。刘云把通信员的挎包留给了我，安晓明则把我们合照塞到我手里，我把那枚毛主席像章又戴回刘云胸口上：这是你给我的，现在物归原主，替我照顾家乡年迈的父母。汽车开动时，他们趴在车窗上挥手，我站在原地，看着车影消失在山路尽头，手里攥着他们留下的东西，心里像被什么填满了，又空落落的。

       此后的岁月里，我在部队继续服役，从青年到中年，军龄一年年增长，而与两位兄弟的联系从未中断。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我们就靠书信往来，刘云会在信里说家乡的水稻收成及县城的建设发展。安晓明会讲他搞的技术革新有多成功，我则跟他们分享部队的新变化。每一封书信都要辗转十几天才能收到，可拆开信封的那一刻，就像又回到了新兵连的操场，仿佛能看到他们熟悉的笑容。

       退役后我留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深圳，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在维护特区改革开放的安宁中做出了一个退役军人应做的贡献。而刘云在家乡税务局某分局任局长，安晓明被提拔为当地著名企业，复考厂安监科的科长。每当我回故乡探亲，不用提前打招呼，总能在昆明机场的出口看到那辆熟悉的车——安晓明的车装着刚摘的橘子，轿车里放着我最爱喝的家乡包谷酒。他们总会抢着帮我提行李，嘴里念叨着瘦了，黑了，就像当年在营区里那样自然。